从红胎釉陶到白胎釉陶——北朝晚期邺城、晋阳釉陶的发展方向

北朝晚期，

出现了一种白釉泛青、黄的釉陶，

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

有称为瓷器者，

有称为釉陶者，

或称青瓷，或称白瓷，

认知极为模糊，

同时也就误判了北方青瓷与白瓷的起源问题。

近年来，

对于釉陶在北方存在的持续性、

地域性都逐渐明晰，

对魏晋南北朝釉陶的发展认识越加丰满，

从而进一步认识到，

从东魏到北齐，

红胎酱褐釉逐渐退出，

白胎釉陶增多并取代红胎釉陶，

是鲜卑化和汉文化融合的结果。

本期推出的是，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研究馆员任志录

撰文章——

从红胎釉陶到白胎釉陶——

北朝晚期邺城、晋阳釉陶的发展方向

北朝晚期出现了一种白釉泛青、黄的釉陶，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有称为瓷器者，有称为釉陶者，或称青瓷，或称白瓷，认知极为模糊，同时也就误判了北方青瓷与白瓷的起源问题。近年来通过研究人员的努力，对于釉陶在北方存在的持续性、地域性都逐渐明晰，对魏晋南北朝釉陶的发展认识越加丰满。

这些讨论大多集中于北朝后期的釉陶，主要成果有：台湾谢明良认为釉陶在北方是一个持续生产的过程，而且将这一话题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森达也重新诠释了西晋到北齐之间中国北方铅釉陶发展的内在系谱，注意到北魏晚期工艺技术提升的状况；日本小林仁把这些瓷胎铅釉器和传统的铅釉陶定义为铅釉器。

近年来有一批新秀加入了讨论的行列，这里有台湾艺术大学的曾裕洲注意到了北朝晚期铅釉陶与青瓷的消长关系；日本京都大学的邱宁斌认为邺城、晋阳釉陶具有鲜卑人、南朝文化和萨珊文化的元素，是高级官吏和贵族的奢侈品；日本金泽大学的陈斯雅注意到新的器种大致出现在东魏初北齐末，讨论了相伴器型的配套关系，关注了器种、器形和釉色的相关性，认识到东魏、北齐时代存在多个产地，其中曹村窑可能是东魏、北齐时期的供应来源之一，从铅釉陶器技术方面的转换过程来看，很有可能强烈地模仿青瓷，使用了精良的胎土；山西大学的金智铉认为北朝晚期的复色釉具有汉代的传统；复旦大学的刘烨圻认为北朝晚期釉陶可以分为深色系和浅色系，浅色系具有仿制青瓷的倾向。

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解决了以下问题：厘清了釉陶中酱褐釉陶与青釉陶的关系，厘清了三彩釉（复色釉）的前后历史，注意到了浅色调的低温釉具有仿制青瓷的倾向。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廓清北方瓷器与釉陶的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釉陶面貌的细化分类依然存在问题，如胎质区别、釉色差异及其发展、蜕变，只有解决这些分类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釉陶的发展变化，并最终理清釉陶与青瓷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从北朝晚期釉陶的胎质区别为基础，着重研究釉陶的分类、分化和发展历程，以阐明这一时期釉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以期进一步探寻其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这里的北朝晚期是相对于北朝早期而言，北朝早期主要指北魏的平城和洛阳时期，北朝晚期主要是北魏分裂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而由于釉陶主要见于东魏、北齐时期，所以这里的北朝晚期主要是东魏、北齐时期及其区域范围。

▲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盘口罐M36:3

北朝晚期釉陶一般分为三类：酱褐釉、青釉、加彩釉，但是这一分类仅限于外观釉色，而不能解决釉陶的内在演变，而历年来在北朝釉陶问题上，正是由于对于此期釉陶分类的模糊才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所以解决这一问题是目前的重要课题。

（一）标准的确定

姚青芳对大同南郊北魏墓葬出土的8件釉陶采用X荧光分析陶器表面的釉主要物质含量为：氧化钠0.07~0.23，氧化锰0.22~0.67，氧化铝7.78~11.08，氧化硅23.26~40.64，氧化磷0.59~4.15，氧化钾0.25~1.63，氧化钙5.43~10.59，氧化钛0.54~1.14，氧化锰0.09~0.18，氧化铁2.92~5.71，氧化铜0.10~0.73，氧化铅33.12~52.40，均系以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

刘贵斌、贾延勤、唐慧娟对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俑做了分析，属于低温铅釉陶，胎、釉一次性入窑烧成，胎土富含铁，这是以北方典型的易熔粘土作胎，胎质均为泥质红陶，个别由于火候的原因局部呈灰黑色或土黄色，釉面的颜色有以铁为着色剂的红褐釉、黄褐釉、浅黄绿釉和以铜为着色剂的绿釉，浅黄绿釉表面局部绿釉的出现与釉料不纯且含有一定量的铜有关。可以确定，平城釉陶属于红胎釉陶，主要以铁为着色剂，部分黄绿釉和局部绿釉与釉质含有铜相关。而到了北朝晚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

潘建伟等对2018年安阳固岸村北齐墓出土釉陶器的分类，从科学测试结果看，为三组，第一组的M34:8、7、12三件均为白釉组，第二组的M34:6、11、10为酱褐釉组,第三组的M34:8为白地绿彩组，其材质成分磷、铜、铁、锰、锑、钙、钾均在相近的范围内。潘建伟的分类意义在于清晰、明白，正好涵盖了釉陶出现的三个进程：第一组是北魏平城出现的酱褐釉，第二组是东魏出现的低温白釉，第三组是北齐出现的白地绿彩，这也展示了邺城釉陶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表一）。

▲表一 M34 釉陶器釉层化学组成

我们在这一基础上讨论北朝晚期的釉陶。由于2018年固安北齐墓葬遗物来源于一个墓葬，我们将釉陶放入北朝晚期邺城、晋阳等一个大的范围，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是具有一些局部变化，当然这也使得我们对北朝晚期的釉陶认识可以更为丰满和清晰。而且我们再考虑到胎与釉的结合问题，北魏出现的酱褐釉为红胎，北朝晚期新出现的低温釉等为白胎，这是一个由红胎到白胎的演变过程。北朝晚期二者尚并列，北朝之后红胎消失，而白胎成为主流。这样，就可以将北朝晚期的釉陶分为红胎釉陶和白胎釉陶，红胎釉陶包括酱褐釉、酱黄釉、褐釉和绿釉，白胎釉陶包括青白釉、青釉、青黄釉、白釉、绿釉或黄釉乃至白地加彩釉。

（二）北朝晚期釉陶的演变

东魏釉陶主要为红胎，白胎釉陶较少。北齐釉陶不仅见于邺城地区，晋阳地区更为多见。晋阳地区比较单一，均为白胎釉陶；而邺城地区的釉陶比较多样，红胎酱褐釉、白胎釉陶中的青黄釉和白地加彩并存。

釉陶在墓葬中的组合。北魏平城时期仅见红胎酱褐釉，东魏时期红胎酱褐釉与白胎釉陶并存。北齐时期则有红胎与白胎的组合，也有白胎釉陶与加彩釉的组合、单纯白胎釉陶的组合，而且更多的是白胎釉陶组合。如：北齐范粹墓、2018年安阳固岸村北齐墓出土白胎釉陶、酱釉、加彩釉组合，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566）崔昂墓中出现了红胎酱褐釉与白胎釉陶的组合，但是大多墓葬中是白胎釉陶。当然仅见酱褐釉的墓葬也没有消失，如河北磁县双庙武平四年（573）怀州刺史周超墓M50。而北齐晋阳地区墓葬中所有的组合均为白胎釉陶器物。

白胎釉陶是东魏时期出现并持续至北齐的邺城釉陶新品种，数量也最多。白胎釉陶中的白地加彩、纯绿釉和纯黄釉为北齐时期出现的品种。晋阳地区仅见白胎釉陶和个别加彩釉陶。

总体看，不同胎色的釉陶发展上，北齐时期的红胎釉陶是一个不断衰弱的趋势，在北齐得到升华，变身为白胎，而且白胎釉陶处于强势增加的趋势。

▲北魏平城罐M35:5

酱褐釉、深绿釉均为红胎，是北魏平城时期最为发达的釉种，酱褐釉多见于器物之上，也见于俑类，而绿釉主要见于人、动物俑身上，迁都洛阳后酱褐釉器物得以继承保留，酱褐釉俑类、深绿釉俑类消失。到北朝晚期，酱褐釉器物则以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白胎的纯黄、纯绿釉。

（一）东魏酱褐釉陶

东魏酱褐釉陶均为红胎，按照器类排列如下：河北景县东魏天平四年（537）高雅墓酱褐釉无系罐、酱褐釉带柄壶；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武定五年（547）尧赵氏胡仁墓鼓肩四系罐、河南固安东魏武定六年（548）谢氏冯僧晖墓IIM57鼓肩四系罐；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武定五年（547）尧赵氏胡仁墓出土净瓶、双腹耳壶；河南固安东魏武定六年（548）谢氏冯僧晖墓IIM57盘口粗颈罐；山东高唐东魏兴和三年（542）济州刺史房悦墓酱色釉唾壶、盘口壶、扣盒、高足灯，另外还有虎子、烛台、凭几和铫斗。

▲河北磁县东魏墓武定五年赵胡仁墓鼓肩四系罐

东魏红胎酱褐釉器类有无系罐、龙柄壶、旋纹碗、鼓肩四系罐、双腹耳瓶、净瓶、盘口粗颈壶、唾壶、盘口细颈壶、扣盒、高足灯、虎子、高架烛台、凭几和铫斗等，约15类，这些器物中带柄壶、鼓肩四系罐、双耳瓶是东魏新出现也仅见于此一时期的器物，旋纹碗、盘口粗颈壶、扣盒、高体灯是平城时期多见的器物，盘口细颈壶、虎子、高架烛台、凭几、铫斗和唾壶是南朝多见的器物，净瓶是佛教僧侣所用饮水器。

东魏红胎酱褐釉与北魏洛阳时期比较有所增加，这或许是东魏的逆胡化政策的效果显现。这种逆胡是对北魏平城鲜卑习俗的回归，在陶瓷上的表现就是对平城釉陶面貌的恢复，东魏时期较多的酱褐釉正是平城时期的特征。

（二）北齐酱褐釉陶器

到北齐、北周时期，红胎酱褐釉的墓葬主要见于邺城地区，晋阳不见。从出土酱褐釉器物的类型看，有：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566）崔昂墓酱褐釉鼓肩四系罐，河南安阳县固岸墓地2号墓盘口壶M2:14，2018年安阳固岸村北齐墓釉陶唾壶M34:11、酱褐釉高足灯M34:6、酱褐釉仓式熏炉M34:10，河北磁县双庙北齐武平四年（573）怀州刺史周超墓酱褐釉陶六足辟雍砚M50:24，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酱釉陶四系罐。

▲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酱褐釉鼓肩四系罐

北齐时期继续了东魏时期的红胎酱釉陶传统，器类有鼓肩四系罐、唾壶、高足灯、香熏、辟雍砚和四系罐，计6类器物。鼓肩四系罐是继承自东魏的传统，灯是北魏平城的传统，四系罐、唾壶、辟雍砚是南朝的器物形制，仓式熏炉是北齐新出现的器物。这就是说，北齐时期的酱褐釉器物不仅具有平城特色，也大量吸收南朝元素，而且也有了自身的特征。

（三）北齐酱褐釉陶面貌的转折

与东魏比较，北齐时期的酱褐釉减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了一件扁壶，圆口，桃形扁腹，双系，平底。重要的是该扁壶为白胎，釉色为金黄色，与之前偏酱、偏褐乃至偏黑的釉色完全不同，釉色均匀，釉面平整，釉光润泽，完全开创了一种新型釉色。相同的釉色和工艺还见于：瑞士玫茵堂藏的同型扁壶及凤首壶。这些黄釉色泽、釉光、釉质在不同器物上的面貌基本相同，成为隋代、唐代乃至以后时期的黄釉基本面貌。这些黄釉器物的最重要特征是白胎或者灰白胎。这就是说到此为止，北魏平城的红胎酱褐釉陶在东魏、北齐时期变异出了一种白胎釉陶，而且釉质变得细腻，釉色泛金黄色，从釉质和胎色上完全进行了变革。

▲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扁壶

（四）北齐绿釉陶面貌的转折

北魏时期的红胎绿釉在北朝晚期出现并且也得到了深化，这一时期的传统绿釉与北魏平城时期相同，釉色深绿，釉质较厚，如：河北磁县北齐武平七年（576）高润墓出土的绿釉扁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铅绿釉尊。与此同期，出现了一种釉层明显较薄的绿釉，如：河南安阳北齐武平二年（571）贾进墓的仓式香熏，白胎。白胎绿釉有河南濮阳北齐武平七年（576）墓高足杯。这种白胎薄釉的绿釉成为之后中国低温釉陶瓷的重要品种，取得主流地位。

▲河南安阳北齐武平二年贾进墓绿釉仓式香熏

青黄釉陶是白胎釉陶的一种，指的是白胎施釉陶器，釉细色匀，胎色白，胎质致密，是东魏时期出现的新釉陶品种。青黄釉陶在色泽上偏于青色、黄色的釉陶器，在考古报告、图录和博物馆陈列说明中命名混乱，在色泽上有称白釉者，有称青釉者，有称黄釉者，有称青黄釉者。在归类上，有称瓷器者，有称釉陶者，有称铅釉器者，白色陶瓷器者。其实总体都是青色色差的深浅变化，均为青黄釉陶。

这里的青黄釉陶从其胎、釉面貌看，比较于同期南方青瓷，胎、釉致密程度不够，硬度不够，烧成温度较低，最多是一种精细釉陶。区域上主要见于邺城、晋阳，邺城见于东魏和北齐时期，晋阳仅见于北齐时期。

（一）邺城青黄釉陶类型

邺城青黄釉陶出现于东魏时期。这里有：河南安阳东魏天平四年（537）赵明度墓出土“瓷器”11件，无系罐（M115:6）1件，青釉覆莲四系盖罐（M115:2、3、4、5）4件，青釉碗（M115:7~12）6件，原文描述为瓷器；河北吴桥大齐区西宋门乡小马厂村东魏武定二年（544）墓出土釉陶六耳罐1件、碗4件、长颈四耳罐1件。这些青釉器物，从实物观察，均为低温青黄釉陶。

东魏青黄釉陶出土于邺城，有3个类型：无系罐、四系罐和直壁碗，面貌上显示白釉泛青色调，釉光柔和，釉面平整，釉质细腻，胎质白细，未见垂釉现象，是一种未曾见过的新型釉陶。

北齐邺城（含青州）青黄釉陶有15类器物：邺城14墓1个遗址共计器物14类91件，青州3墓3类4件。而邺城青黄釉陶的主要类型和数量均占主导地位。这些类型中，有高足盘6件、无系罐22件、直壁碗42件、辟雍砚2件、唾壶2件、虎子2件、多系罐3件、鸡首壶1件、烛台3件、净瓶1件、钵2件、盂4件、单柄罐2件、铫斗2件、莲花尊1件，其中碗和无系罐是最大宗。而碗在一些报告中最少分为两类，一类是碗，一类是杯。总体看，北齐青黄釉陶与东魏相比大幅增多，已经成为邺城地区普遍流行的陶瓷品种。

邺城的青黄釉陶器物从形制渊源看，大多为南朝流行的器物形制，只有净瓶、钵为西来佛教元素。

（二）北齐晋阳青黄釉陶类型

青黄釉陶在北齐晋阳最为发达。太原地区含有青黄釉陶的墓葬时间在北齐河清元年（563）到北齐武平二年（571）的9年间，未见东魏时期的釉陶，未见南方青瓷。

北齐晋阳地区的青黄釉陶仅见于器物类，不见于明器和俑类，也不见酱褐釉和绿釉、黄釉，是比较单纯的釉色。从可复原和报告的器物看，可以分为13个器类：莲花尊、盘口壶、鸡首壶、浅底盘、带托高足杯、高足灯、无系罐、广口旋纹罐、扣盒、直壁碗、唾壶、钵、烛台，总计290件。其中以直壁碗最多，扣盒、盘、鸡首壶也比较多。北齐晋阳出土白釉陶的墓葬、器类没有邺城多，但是总数量远远大于邺城，就是说单独个体墓葬含白胎釉陶数量较大。可见青黄釉陶在邺城流行比较普遍，在晋阳流行更为深入。这些器物从形制渊源看，均为南朝的器物形制，但在装饰上具有浓郁的佛教、拜火教等元素。

从北朝晚期邺城、晋阳的釉陶类型看，文化元素上大多来自于南朝青瓷的形制，对北魏平城文化的继承局限于个别器类，如一种侈口长颈鼓腹平底瓶，即鲜卑壶。这表明晋阳在北朝晚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这与平城时期的釉陶基本拒绝仿制异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三）北朝青黄釉陶的色差

青黄釉陶的基本色调为青黄釉，主要见于邺城、晋阳两个区域。

1.邺城青黄釉的色差

邺城青黄釉陶具有明显的色差，大致可分为青黄釉、青釉、青白釉、白釉。

青黄釉如河北磁县北齐武平七年（576）高润墓的鸡首壶、无系罐，计1墓2件。釉色明显为黄釉色，但也泛青色。鉴于这两种器物也为南朝器物，所以列入青釉范畴。

青釉如：河北赞皇县西高村北齐天保三年（552）李秀之墓的虎子、多空插器等，河南安阳固岸墓IIM72青釉碗，河北磁县北齐武平七年（576）高润墓罐6件、直壁碗4件、烛台，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钵2件和盂5件等2件，淄博和庄北朝墓的莲花尊、直壁碗，临漳赵彭城佛寺遗址碗，计4墓2遗址25件。色泽明显为青色，所以列入青釉。

青白釉如：河北赞皇县西高村天保三年（552）李秀之墓长柄灯、鐎斗、多足砚、唾盂，河北磁县北齐天保四年（553）元良墓釉陶器8件，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566)崔昂墓四系罐，河南安阳北齐武平三年（572）刘通墓单柄罐，河南安阳北齐武平二年（571）贾进墓高足盘、瓷碗10件、瓷砚，河南安阳北齐皇建二年（561）索勇妻李华墓直壁碗，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四年（573）贾宝墓釉陶器 13件，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白釉四系莲瓣瓷罐2件、无系罐1件、直壁碗2件，河南安阳县固岸墓地2号墓釉陶直壁碗2件、无系罐1件。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瓷罐10件原报告描述：“底部有三个支钉点。内外均施青绿釉，有冰裂纹，通体光泽晶莹。”“内外施灰绿釉，有冰裂纹，外釉不及底，有流釉泪痕。”河南濮阳县柳屯镇北齐武平七年（576）建忠将军丰车都卫李亨墓杯8件，山东辛店电厂北齐墓高足盘。共计12墓66件。色泽基本为白色，但泛青色或黄色。

白釉如：2018年安阳固岸村北齐墓净瓶和唾壶，计2件，釉色明显为白色，色中也轻微泛青色，是目前所见完全为白釉的器物。

北齐邺城白胎釉陶分为4种釉色，其中青釉、青黄釉和青白釉，釉色总体上偏青，列入青釉；而白釉总体上较白，所以列入白釉。这样，北齐邺城白胎釉陶就可以归纳为2类：青釉和白釉。从数量上看，青釉有17墓2遗址93件，白釉有1墓2件，总体上青釉是主流色釉，白釉只是一种新见色釉。

▲河南安阳固岸村北齐墓白地绿彩罐M34:8

2.北齐晋阳青黄釉陶色差

北齐晋阳地区每一个墓的釉陶器色调都有微差，但是总体上白胎釉陶色调可以分为2个类型：青白釉、青釉（橄榄色），不见邺城的青黄釉和纯白釉。

第一类青白釉泛青黄色调。有：太原北齐河清元年（563）厍狄廻洛墓釉陶器33件，原报告指出：“釉色浅黄，光泽晶莹，釉底有开片，高岭土胎，较厚，色白纯净，吸水性强。器形有尊、盘、碗、杯和扣盒五种。属低温釉陶，是专用于随葬的明器。”从实物观察，釉色为淡青黄色调。太原北齐天统三年（567）库狄业墓出土釉陶8件属于青白釉。

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娄睿墓出土釉陶76件，报告指出：“原《简报》上称瓷器，研究后认为这批器皿虽然用了高岭土，但烧造温度较低，均达不到瓷器应有的烧造温度。……所以现改称之为低温釉陶器。”从实际器物观察，有一件钵为加彩器物，其他75件为具有色差的釉陶，有一种色泽较白或黄者，如贴花尊2件、鸡首壶5件、盘10件、托杯2件、灯4件、罐2件、碗39件，共计64件为青白釉。朔州水泉梁壁画墓出土釉陶器大致10件。原报告描述为“釉色不匀，……为黄色釉，釉面较光亮，密布细小的开片”。或者为青绿色，或为浅黄色，所以列入青白釉。

▲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娄睿墓二彩钵

同墓釉陶器中，有一件敛口钵T11，“浅橘红色胎，胎质粗，夹杂较多小颗粒。外壁施桔黄色釉，内壁素胎并有流釉痕”。另有一件杯子T10，“釉面干涩，釉色称橘红色”。这两件器物估计是烧成中漏气氧化而成，是一种偶发现象，所以不列入红胎酱釉。以上器物大致为青色发白色，或黄色，其基本色调为白色泛青，所以列入青白釉，共计青白釉有4墓115件。

第二类就是青色也即橄榄绿色。有：太原北齐天统二年（566）张海翼墓青色釉碗5件，原报告命名为瓷碗，描述为“内外施浅绿釉，釉色较薄，窑温低，胎质较疏”娄睿墓11件扣盒。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明显为橄榄绿色，为青釉。山西祁县白圭北齐天统三年（567）韩裔墓釉陶10件，太原北齐天统四年（568）韩祖念墓釉陶螭柄鸡首壶2件壶。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青釉鸡首。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釉陶器200余件，均为“黄绿釉，有冰裂纹”。以上器物均为青色，有些翠绿，有些青灰，其基本色调为青釉，所以均列入青釉，计6墓229件。

晋阳釉陶的主体是青黄釉陶，青白色和橄榄绿色的基本色调都是青色。

总之，白胎釉陶开始于东魏时期的邺城，多见于北齐时期的邺城和晋阳。邺城青黄釉陶分为四类：青黄釉、青白釉、青釉和白釉，晋阳青黄釉陶只有两类：青白釉、青釉。胎质相同，釉色有别，别中趋同，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青黄釉陶的白色胎质是为了取得浅色的效果，釉色追求的目标是青色，是以青釉取代青瓷（表二）。

▲表二 北齐白胎釉陶青黄釉色类表

白地加彩是白胎釉陶的一种，是在白釉上加施绿或褐釉，形成两彩或三彩的效果。这里有：洛阳大市遗址出土所谓北魏白地加绿彩釉陶残片，谢明良认为这些标本“是否能上溯北魏或晚迄北齐或隋代？还有待检讨”。笔者认为洛阳大市遗址的包含物时代从北魏到隋代，而大市遗址的标本为白胎釉陶，从纪年资料看，白胎青釉出现于东魏时期，白地加彩出现于北齐时期，所以该标本不会早于北齐时期。该标本的主要意义在于北齐釉陶出土于洛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洛阳大市遗址出土北魏白地加绿彩釉陶残片

白地加彩为白胎，是在东魏邺城出现的白胎白釉基础之上的创新，所以区别于东汉的复色釉陶，是一种新出现的釉陶品种，这个品种是提高装饰的结果。白地加彩主要见于邺城，晋阳仅见一件，或为邺城产品西传。

这里有：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娄睿墓二彩钵。这是晋阳地区所见唯一白地加彩器物。河南安阳北齐武平二年（571）贾进墓白地加彩釉陶罐4件M54:20。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白地加绿彩罐2件，白地绿彩长颈瓶1件。河南安阳固岸墓IIM72白地绿彩双腹耳罐。河南濮阳北齐武平七年（576）车骑将军李云墓黄釉绿彩四系罐2件。2018年安阳固岸村北齐墓白地绿彩罐M34:8。晋阳地区仅见一件白釉加彩，不排除来自于邺城的可能。

▲河南安阳北齐武平二年（571）贾进墓白地加彩釉陶罐

白地加彩器物的出土标本共有12件，就类型看，有无系罐、多系罐、钵，都是南朝器物原型，而钵是佛教器物，侈口圆腹长颈瓶是北魏平城器物，双腹耳是北朝晚期新出现的器物。装饰上，罐体上刻莲瓣属于佛教题材，模印的伎乐人物和连珠纹属于萨珊金银器上的元素，可见白地加彩装饰元素复杂。

白地加彩陶器的纪年资料有北齐武平元年（570）、武平二年（571）、武平六年（575）、武平七年（576），基本在北齐晚期的武平年间。白地加彩装饰最早见于北齐武平元年（570），是在安阳东魏天平四年（537）赵明度墓出现最早白胎釉陶34年之后，正体现了白胎釉陶在北齐晚期装饰复杂性的提高，从而诞生出一种新的陶瓷装饰——白地加彩。

▲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

北朝晚期釉陶分为红胎釉陶、白胎釉陶，这个分类使得我们对北朝晚期釉陶的发展线索和趋势清晰化，也对北朝晚期釉陶的内在关系明确化。北朝晚期在釉陶技术上的成就，表现在釉装饰和胎装饰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白胎釉陶取代了红胎釉陶的主流地位。红胎釉陶是汉代以来的主流釉陶，持续至魏晋十六国时期，到北齐时期已经处于次要地位，基本退出历史。白胎釉陶在东魏时期出现之后，在北齐时期取得主流地位，而且还衍生出三种釉陶：青黄釉陶、白地加彩釉陶、纯黄或绿釉陶。这三种釉陶发展出三个陶瓷品种：1.白胎釉陶发展和提高的第一个结果，是导致北方青瓷的出现，这就是安阳武平四年（573）贾宝墓的青瓷。2.白胎釉陶发展和提高的第二个结果，是导致白胎白釉出现，并最终走向北方白瓷。3.白胎釉陶装饰改造的结果，导致了白地加彩的出现，最终与上述纯黄、绿釉结合，造就了大唐三彩。

白胎釉陶装饰技法的多样化。北朝晚期白胎釉陶导致胎质的细腻化，可塑性增加，所以在北朝晚期釉陶技法得以完善，如模印贴花、深刻花和整体模印。模印贴花和深刻花在北魏平城的红胎之上已经出现，但不发达，在南朝不见或少见，而在北朝晚期得以繁荣。白胎釉陶装饰的新技法使得北朝晚期的釉陶别具风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平城时期的褐黄釉印花莲花图案中心点绿釉的技法，完全可以视为是金器镶嵌绿宝石的仿制替代品。之后在洛阳出现黑釉白粉圆点、绿粉圆点，都应该是仿制宝石镶嵌效果的釉陶。在绿釉杯上出现的乳钉纹装饰，使得我们联想到玻璃器上的高凸点，玻璃器仿制了金银器的镶嵌。北朝晚期的白胎釉陶在器型上是对南朝青瓷的改造，装饰上是对金银器的借鉴，目的是创造出金银器的效果，制作得更为华丽和豪奢。中国陶瓷装饰的多样化由此拉开大幕。

▲河南濮阳北齐武平七年（576）

北朝晚期的釉陶分为两种：红胎酱褐釉、白胎釉陶。从东魏到北齐，红胎酱褐釉逐渐退出，白胎釉陶增多并取代红胎釉陶。白胎釉陶是在红胎釉陶基础上的进步，表现为一种白胎青釉，器物类型和釉色是对南朝青瓷的仿制。白胎青釉的提高和改善最终导致北方青瓷出现，白胎白釉导致白瓷出现，白地加彩是白胎釉陶装饰复杂性的结果。这些成果最终导致隋唐北方陶瓷的繁荣。

对此的解释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原来平城地区流行的鲜卑化釉陶受到抑制，而代表正朔的汉文化南方青瓷一时盛行，这是强行汉化的结果。而到邺城、晋阳时期，鲜卑贵族发生严重逆胡化运动，鲜卑旧俗复兴，使得南方青瓷减少，平城地区流行的鲜卑化釉陶又回到了邺城、晋阳。而此时东魏、北齐的基本生活方式已经农业化、定居化，新的生活方式迫使其难以回复鲜卑游牧，其实这是不得已的汉化。所以东魏、北齐追求的目标是不自觉地吸收了南朝先进的文化，最终发展出具有北朝特色的文化。而红胎釉陶到白胎釉陶的发展蜕变是从鲜卑文化走向汉化，是鲜卑化和汉文化融合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隋唐宋元制瓷业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4AZD046）研究成果。

范粹墓白地加绿彩罐